2016-03-27
惠女服飾的傳承與變異
由于歷史原因和地理環(huán)境的關系，惠安開發(fā)置郡是較晚的。特別是崇武、大乍、凈峰、小乍均處在環(huán)海的半島上，是一種海岬的位置。歷史記載漢族進入較遲，大都從中原入閩定居，"崇武鎮(zhèn)真正開發(fā)是從明代開始。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建城后，遷入大批來自中原的官籍戶（現(xiàn)能查證的有9姓）和來自福建漳州府而原籍系中原的軍籍戶（現(xiàn)能查證有15姓）。" 軍籍戶也許是蒙古來的軍士。"特別是郊區(qū)較早的村莊里，有跟當?shù)赝林鴭D女結合的可能性。這也許是這里女性至今保留較多與漢民族不盡一致的風俗的原因之一吧。"
我們在談到地理位置的這個因素時，主要是要說明惠東地理上的獨特因素，影響著惠東服飾，使其能保持一個獨特的文化元素，第一，地理上的隔絕性，由于位于半島、腹地及海岬，過去交通（道路）方面的阻隔，使該區(qū)域外來的影響降至最低點，可以說近乎與世隔絕，那么文化的侵蝕便失去目標，或者說推遲了文化漢化的步伐，這是個不爭的事實；第二，正因為這種隔絕，使它的某些土著文化痕跡得以保留，也才有文化的獨立性；第三，凈峰、小乍、崇武，這幾個地方同屬一個區(qū)域，區(qū)域之中相互影響是明顯的，雖然略有不同，但從歷史記載看，崇武的對外開放比其他兩地顯得略早，作為一個軍事要地，中央政府的管轄畢竟比其他地方顯得快些。傳說中的宋代楊文廣、狄青平定閩南十八峒，開始打破了這種與世隔絕的狀態(tài)，使惠東開始面向新世界——一種先進的農耕文化所帶來的各式各樣的文化影響。正因為如此，吳春明先生有一重要觀點就是東南土著民族文化是一個同源系統(tǒng)，但自帶一種地域性的差異。在這種區(qū)域的隔絕之中，惠東人按照自身的一種邏輯發(fā)展著，更新著自己的文化，而這更多地體現(xiàn)在服飾上，這也是為什么惠東婦女服飾與古百越族或今西南百越后裔民族服飾有所不同的原因。同中帶異，異中帶同，這對復雜的關系表明了"在外在關系上，長期以來背倚華夏、西向南島的東南土著，與周鄰民族保持不同程度、不同層次的文化關系。從考古學上說，與東南荊楚系統(tǒng)小同大異，互有交融；與西南濮僚系統(tǒng)基本有別，但與交界地帶的滇、黔、桂間曾有較近的關系，……而與海上南島語系的文化關系，甚至于同元一體的密切關系，在考古學、民族學、語言學上的證據(jù)也越發(fā)突顯出來。" 而最近又有中國遺傳學研究所專家通過DNA研究，發(fā)現(xiàn)海南黎族人和臺灣四個少數(shù)民族有著共同的祖先——7000多年前發(fā)源于浙江河姆渡的古代百越人。這些新發(fā)現(xiàn)的證據(jù)逐步表明我們前面所說的事實，整個古百越族在遠古徙遷的區(qū)域是很廣闊的。崇武作為一個出海港口，也許是這些路線上其中的一個點。
不管怎樣說，惠東現(xiàn)代意義族群的凸現(xiàn)，應該是宋元。于是我們又回到人文譜系當中，這個問題在《中國東南土著民族歷史與文化的考古學觀察》曾有比較詳盡地解釋：百濮--西南 苗蠻集團 西蜀--西南 荊楚--華中 百越--東南
"苗蠻集團"民族是不同于中原"華夏民族集團"，假如我們確認這個譜系為先提條件，那么百越土著應為福建最早人士。從方言上看，海南文昌有閩南方言范圍。"在大乍山上發(fā)現(xiàn)有新石器和印紋陶片，一般都認為是石器時代后期到商周閩越族遺有，證明當時有一支閩越民族部落在大 生活著。但自此以后，就沒有發(fā)現(xiàn)其古跡。而閩越古代記載也沒有長住娘家的婚俗。"
就從這個譜系上看，我們可以推論，早期的土著與西南、西蜀、華中的荊楚土著有一種內在的聯(lián)系。接下來可能我們推論的是遷徙中的相互影響和其線路，既然"閩越"、"東甌（越）"合稱東越，是福建、浙南間的百越支系，現(xiàn)在又有DNA研究在臺灣的四個民族有其與黎族之間的血統(tǒng)關系，那么距離并不妨礙百越之間的相互交融，而且史載的所謂"某某"越的稱謂變化，其實也在傳達著一種信息，"這說明周秦間發(fā)生了江浙'越'的遷徙并與各地原住諸蠻的融合，生成'百越'民族的歷史事件" 。漢末六朝百越又一次經歷融合：據(jù)《史記·東越列傳》載：建元三年，將東甌"舉國徙中國，乃悉眾來處江淮間"；元封六年，又將閩越"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這部份人被稱為"溪峒""峒僚"就是現(xiàn)今的瑤、黎等少數(shù)民族，從這個角度上來看，百越的服裝與惠東婦女服裝在起源上的一種關系早在六朝時發(fā)生，這種互動的關系隨著與上述民族的區(qū)域隔絕，其外在聯(lián)系己變成遙遠的文化的近似性，看不出在以后歲月的互動，漢文化的侵入，荊楚系統(tǒng)文化往華夏文化靠，而百越系統(tǒng)文化則遠走西南。在福建西北部和東南部，由于中原文化的遞進的速度的影響，加上局部地理環(huán)境，使土著文化的變化速度也不盡相同?？赡荛}江流域文化率先進入是吳越文化的影響圈，所以在東南民族史研究中，認為"閩是福建土著，越則是由會稽南來的客族，土著的閩文化吸收吳越文化因素形成了混合的閩越文化的看法是有考古學依據(jù)的。"
從中國的歷史看，文化的影響常常通過軍事征服進行擴散，百越文化的擴散和傳播，這其中的動因也在于此，問題在于它同時伴隨著漢文化的融入，"漢文化的傳播和漢王朝的軍事征服又促使閩越族的漢化和閩江流域鐵器時代的到來。"，但是李伯謙卻認為粵東閩南是文化的一個相對獨立區(qū)域，雖與珠江、閩江流域有其關聯(lián)性，由于地脊土貧，農耕文化并不十分重要，吳越文化南下，南越文化東進打破了這種區(qū)域隔絕性、特殊性和獨立性，同時逐步形成融合型的文化，取代土著時代的文化。吳春明認為"南越、閩越王國的終結主要是一起社會政治史事件，并不是文化史的里程碑" ，其潛臺詞就是，文化的延續(xù)、變異并不跟時間或者外在事件聯(lián)系在一起，惠東族群可以沿著自己的歷史軌跡前進，土著的殘余，百越的殘余，閩越的殘余，外來的影響，按照各自應該發(fā)生的事件，宿命地隨著時間的推移、發(fā)生不同的變異。這種殘余就其他方面來說在宋元時期均于消失殆盡，唯服飾異化和傳承在近千年的歷史中遺留下來。持此說法有葉國慶（1934）：是閩越土著的"遺俗" ；林惠祥（1962）：布依族、苗族為惠東同種，是古閩越與漢族融合遺留 ；蔣炳釗（1984）：婚俗與壯、苗、布依、黎、瑤、藏的相似之處 。
另外一個因素是晉江下游雖說開發(fā)較早，但惠東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而成為特例。正如閩西南的漳、汀在福建郡政縣設置上最遲，惠安在晉江流域同樣也是最遲設縣的。古代幾十公里沒有我們現(xiàn)在所謂的道路，其地理環(huán)境可想而知，況且當時的時空概念與當今信息時代的時空觀念大大不同。
學術界還有另外一種觀點：認為土著說不準確在于"人文聚落在撤離，重建的反復中更經過了深刻的變遷" ，惠東現(xiàn)住人群都已經不是六朝隋唐以來大規(guī)模入遷的福建沿海原住漢民，它立論所建立的依據(jù)是：清初的"遷海"運動，使惠東荒無人煙，但我們認為這種運動不可能徹底，荒無人煙在某些區(qū)域可能存在，在惠東發(fā)生并沒有任何史料記載。而且原住民的文化影響不是以一種繼承的方式，而更多的是以一種潛在影響重新泛起。就崇武而言，城內城外之分，其實視為一種變遷的結果，城外風俗服飾與城內的差別也可視為各自文化傳承的異同。
綜上所述，一種人文環(huán)境要求著傳承必須建立在一種審美文化持久不變的方向，但傳承過程必定會有所變異，這種變異原因是多方面的，集體的傳承和個體傳承是同時發(fā)生的，變異支撐著傳承，使傳承有所創(chuàng)新。
雖然我們已經注意到一些表象的事實，在考古學、民族學、文化學、人類學的研究成果的前提下，嘗試對惠東服飾的起源、傳承、變異作出一種理論的假設，在這種假設的理論框架上，以求得更多的例證。我們所面臨的困難是對一些歷史時段所發(fā)生的一些事件對其服飾的影響缺乏一種考古的證據(jù)，許多漢史籍對古越蠻族及其政治、文化事件存在著隱性和顯性歧視，是造成這一段歷史的空白的主要原因。
所以，我們的研究系統(tǒng)必然出現(xiàn)了一個障礙，這就是實物的確證和文史記載的確證，兩者皆顯得十分薄弱甚至空白，因而從這種假設之中，我們得出的只能視為一種推論或者推斷，盡管如此，我們采取另外一種策略，那就是從現(xiàn)在的一些信息符號或者一些文化的表層載體之中努力去挖掘更深層面的東西，我們所走的第一步就從源頭屬古越族的一些近代少數(shù)民族服飾符號和惠安東部婦女服飾符號里尋找它們相似的構成規(guī)則。
從研究可以基本斷定惠東人群是土著也是古越族的殘余，是經過歷代漢化而演變的漢族人士。我們雖然把它與一些少數(shù)民族服飾作一個相似性研究，但單單就服飾而言，并不能作為一個民族的佐證。因為作為一個民族必須要有自己獨特的風俗習慣、自己的語言等。
為什么會有這種相似性的東西，起因仍在于古越族歷史上的遷徙，這種遷徙對惠東人群或多或少是有影響，因為畢竟是同源，同屬于古越族的殘留部份，雖然多少年來血統(tǒng)演變和華夏文化的侵蝕，代表典型的土著文化的一些象征或表層符號已七零八落，但反過來說，漢化過程中，政治上、武力上的失敗并不能取消在某些文化上的抵制反抗，遷徙過程中，并不是所有文化符號都能磨損消失殆盡。我們認為惠東婦女服飾的起源應是一種紀念本族歷史文化象征，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以弱勢群體無意識的形式泛散而上的。我們所能追溯到惠東婦女服飾的整體樣式定型于唐朝，此時的惠東人群漢化已經有一個相當階段了，漢文化的影響不可避免，宋代可能成熟，而明朝就有文字記載，在張岳的《惠安縣志》中曾記有："衣服稍美者，別藏之，有嘉事遞服以出……"明清兩個朝代對服飾樣式沒有多大的影響變化，只是在紋樣上豐富了惠東婦女服飾。我們在研究之中所感到迷惑的是，50年代起在服飾色彩和樣式上有一種較大變化，這種突然變化究竟存在什么依據(jù)，也許是新中國的建立，新生活的開始，整個生活環(huán)境中人的心靈變化起主導作用？從解放初期情況看，與外界交流互動的頻律并不是很大，外界的影響估計也不大，自古以來的遷徙至此也基本停頓，唯一的解釋，也許是唯心的，那就是"潛意識"的那種文化紀念符號從深層里泛散而上。
唐中葉"安史之亂"漢人大批第二次南遷，開始進入閩粵贛邊區(qū)后，對惠東族群的影響就開始，所以我們?yōu)槭裁凑f成型于這個時期是有道理的，此時居住在這個區(qū)域的原畬、瑤、僚、俚、奚、蛋諸族開始融化于漢民族，不同群體之間存在相互影響、吸收，使惠東婦女服飾在某些方面的源流上，從上述一些族群中找到一些類似。影響同樣是多方面，只不過惠東婦女在服飾方面顯得更顯著一些。例如閩西山區(qū)的吊腳樓就是受苗、瑤族的影響，從這一點上我們也可以認為雖然現(xiàn)在苗、瑤等族已遠僻西南一隅，表面上看好像與惠東族群聯(lián)系不到一塊兒，但我們歷史地看待古越族的遷徙，雖經漢武帝統(tǒng)一，但在越人地區(qū)仍然存在著大量越人，在唐代閩西南還有"蠻僚"、"峒蠻"活動的痕跡。這些表明土著及閩越族在此時此地被漢化的滯后。
惠東婦女服飾主流源于南蠻集團的"苗瑤系"，與其在某種程度上存在一種文化的"同質性"，加上另外的族群互動和地理環(huán)境，使它在服飾上變異逐步遠離"苗瑤系"。唐中和五年（公元885年）王潮、王審知入閩后，惠東族群互動，應該說可以告一段落了。
在這同一文化氛圍里，古百越文化類型也是相近似的，如幾何印紋陶文化的產生影響都是相近似的，這與華夏族文化類型是不同的。從時期上看，紋樣的產生演變是這樣的，以編織紋樣為主→云雷紋→回紋→米篩紋、填線方格紋、席紋、折線紋、小方格紋→麻布紋、米字紋。我們在惠東婦女服飾及西南古百越族后裔中的服飾也發(fā)現(xiàn)某些上述紋樣。
惠東婦女服飾是傳承古百越族，但也有汲取華夏族的一些東西，如繡花在華夏族早期服飾并不多見，在清代才多起來，如果從朝代影響看，惠東服飾繡花影響較大是清代。
從傳承角度來分析問題，一個是自身的演變，一個是各族群之間的影響，但這個問題，現(xiàn)已無法查明究竟誰是源，誰是承繼?？蔁o論如何我們尋找到一些影響的因素，而這些因素的研究表明了惠東婦女服飾：有彝族的影響，如百褶裙、繡花翹頭鞋、帽子、挎包、手鐲、手環(huán)；有苗族的影響，許多學者也從風俗及蝴蝶媽媽崇拜里找出某些例證；有傣族的影響，如短衣、竹帽、腰飾；有瑤族的影響，如紋樣等。從宋朝起外來民族一些影響逐漸波及惠東。
自身演變是傳承中最為復雜的一個因素，影響不定的因素很多，似乎很難說清楚。族群影響是顯而易見。但是我們在論證族群方面影響同時，不應忘記，惠東人群在血統(tǒng)的變化以及時間軸上為漢文化侵蝕所造成的一些變化。
傳承也有漢族中的影響如蒙古族（據(jù)最新考證，崇武人種有蒙古血統(tǒng)），所以惠東婦女服飾顏色有蒙古族喜愛的顏色-綠色、黑色、藍色；有澄江漢族如包頭巾等。還有壯族、布依族的百褶裙、布依族的袖子、水族衣服顏色。
從清朝的官服民服上可以看出一種影響存在于惠東服裝，特別是馬甲或者一個多鈕絆的背心，由于這個時期為晚清，因此對近代惠東婦女服裝影響較大。"云肩為一種佩用的裝飾，形似如意式樣，早見于唐吳道子《送子天王圖》"，"光緒末年，由于江南婦女低髻垂肩恐油污衣服飾，遂為廣大婦女所用。" "鑲滾繡彩是清代女子衣服飾的一大特色。一般是在領、袖、前襟、下擺、衩口、褲管等邊緣地方施鑲滾花邊,很多在最靠邊的一道留闊邊,鑲一道寬邊,緊跟兩道窄邊,以繡、繪、補花、縷花、鑲珠玉等手法為飾。早期為三鑲五滾，后來越為繁闊，發(fā)展為18鑲滾，以至連衣服本料都顯見不多了。" 同時，惠東也存在清代發(fā)髻及習俗的影響。"中期，漢女仿滿族宮女，以高髻為尚，如叉子頭與燕尾頭等。清末以圓髻梳于后，并講究光潔，未婚女子梳長辮或雙丫髻、二螺髻。"
【古城文化友情提示】大典尊重原創(chuàng)者版權，除我們確實無法確認作者外，我們都會注明作者和來源。在此向原創(chuàng)者表示感謝。
